辛亥革命: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
——提供一个反观辛亥革命自身价值的新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城市现代化路径及其变局为视角,考察辛亥革命后新政制生态下扮演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角色的两个新政权(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传承了共和政体的北洋政府)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具有正面效应的所为,以及它在经济和社会整合中所产生出的对于城市现代化颇具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以此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清末城市现代化是两种性质不同制度架构下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不仅开创了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时期,而且开辟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和新境界,其在该领域内的成就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和极为深远的。
【摘要题】辛亥革命
【关键词】辛亥革命/城市现代化/正面效应/评估
【正文】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比较注重辛亥革命对农村影响的分析,忽视辛亥革命对城市现代化应有作用的考察,因而对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总体评价就显得不够公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史的成果不断问世,但是很多论著没有从整个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来考察城市,忽视了民主革命、尤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城市现代化的贡献。这样,不仅妨碍了对辛亥革命作出正确全面的评价,同时也制约了现代城市史研究的深入。
本文拟就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直接影响、持续性影响和在经济、社会整合中的一些规律性影响,以及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城市各利益集团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同、经济和社会整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城市现代化的正面效应等问题,论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变革性推动作用。
一、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直接性影响
——革命本身的效应及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城市现代化的目的获求取向
1.辛亥革命本身破除传统体制的强大变革效应。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来的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它终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在中国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辛亥革命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强加在商人头上的厘金和其他苛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从而限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虽然有的地方改厘金为附加税,但是过境税毕竟取消了,“遇卡抽厘”的现象不复存在。与厘金相比,附加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如浙江省军政府改厘金为统捐,不属于统捐者如生丝、茶叶、酒等设特别捐,两者的税率都较以前为轻。原来运丝80斤需要正附捐税29元,光复后,运丝100斤只收正附捐税20.2元。这样,就降低了工商企业的原料价格及产品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在上海,前清时的所谓落地捐、筹防捐是上海商人“独受之虐政”,所谓捕盗船捐,“捐数较巨,船商苦累不胜,比年以来,曾迭次禀恳裁撤,迄未邀准,怨愤之气,郁积已久”。上海独立后,沪军都督府将上述苛捐通令废除。以上成果,毫无疑义是辛亥革命本身强大变革效应的直接结果,是城市现代化对于传统体制的首先突破。
2.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整合中,对于一系列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的获求。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曾力图保护工商,发展实业,“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
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其中包括煤矿、铁路、航运、银行、军械制造、保险公司、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缝工、皮工、铁工、鞋工、磨面、碾米、榨油、工艺、屯垦、渔业等。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临地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页。)南京临时政府还派员参照西方国家城市建设和租界区市政,草拟了规划,其中包括重建新式商店、人行道及明暗排水沟等公共设施和改造街道和市容。武汉当局发布的《示谕维持汉口商市文》,强调重建汉口规划的意义,认为这是“吾国第一次开辟商埠之伟大事业。”稍后又参照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城市设计,综合测量绘图,马路分为4丈、8丈、12丈三类,中央敷设电车道,两旁为马路人行道,左右植树。市区中央设大公园,街侧房屋以三层为限。计划筑路费400万元,建房费2000万元。(注: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虽然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