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英、美的经济历程是如此。而那些工业长期集中于沿海而又依赖于沿海的国家，恰恰都是落后国家。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都是建立在国内民族生产力(包括引入国外的并经民族化的技术生产力)之上的经济战略。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更应当首先采用大规模对外开放以有限地形成我们的民族市场机制；第二步再用有限开放的方式，保护和全力扶持国内工业生产力和民族市场，并在其中发育自己的商品经济和民族生产力；等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到相当程度后，我们才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英、美的经济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都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衰弱的。这个历史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现在，“世界主义”和“全球化”似乎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思潮。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把“从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肯定为现今人类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在这种普遍联合的经济体系中，各经济大国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剥削并未减少，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越积越多。这一切都警告我们：世界主义的前提是独立的民族生产力，全球化的基础是民族化。世界经济的联合只能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联合。没有实力，在当今世界就无发言权。
实力最初只能根植于民族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内地和西部地区。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因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达到足以称霸世界时，他们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这与英国的经济史几乎一样。
显然，民族市场的存在与开发，对于落后国家的振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拿破仑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进军埃及力图扼住英国通往印度殖民地的咽喉，并以此打击英国。同时，他又用大陆封锁政策扶持和保护法国民族生产力在欧洲大陆的扩张。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面对东西部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却以“梯度理论”、“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及“经济全球化”来安慰自己，这是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轻率。过多地向外人让与民族市场，可以带来表面繁荣，但将弱化一个民族自身的生产机能。东方中国市场，犹如植树土地，外人在这里植果树，得到的是植树能力，我们得到的则是昙花一现的果子，这绝非长久之计。正确的方法应是，尽量少地让与，尽量多地学习：在让与“植树”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学到“植树”技能，从而形成自己的“植树”能力。会种植果树，就不愁没有果实。但是，种树需要空间，对经济而言，这个空间就是市场，如果我们把空间让与完了，我们就所剩无几了。还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得好：“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1】
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大规模地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倍加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民族市场，尤其是西部市场，用它来孕育我们的民族生产力。因此，我们应当抛弃所谓21世纪“世界主义”的虚幻，把战略切实地转向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生产力上来。没有民族生产力，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的自尊和尊严以及中华民族新世纪的伟大复兴都将是空话。
注释：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47页。（
范文搜版权所有）
中更多
中更多
中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