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哈佛大学，能在世界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同大家探讨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邀请者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OrganizedPeasant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ImplicatioforRuralStability”，而我想讲的题目则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我之所以改变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将分析两个问题：其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其二就是农民维权活动对中国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在这里所陈述的事实均经过本人认真而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查，所发表的观点仅供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特别是农村稳定和发展的专家和学者参考。

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

在我看来，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方式上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演变。这种演变大体上显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特点：上访虽然仍然是农民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但它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和功能。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新型的更具有主动性的抗争方式和手段。这其中主要有宣传、阻收、逼退、示威和静坐等等。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向你们介绍这些维权方式的一些情况。我在研究中注意到，维权农民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有关政策，这是目前中部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抗争方式。维权农民进行宣传的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流行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有的还以耍龙灯、放电影、搞宣传车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有的则将文件抄录张贴在公共场所，或用醒目的涂料在墙上或其它地方书写宣传标语，甚至印制有关政策的宣传传单；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则在村头田尾、农户家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政策咨询。可以说，这种宣传就是一种宣战，是维权农民公开向那些乱摊乱派进行公开的宣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许多宣传活动是需要维权农民们直接走到前台来的，他们不仅要以新形象来面对乡亲们，同时也要以这种形象面对地方基层干部。这实际上就将自己的身份公开化，是对自己作为维权农民的一种宣示。而且，有些宣传活动单靠个别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时，宣传活动又实际上就是维权农民进行的有分工的集体活动。而相对宣传来说，阻收则是指维权农民通过直接阻挠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的行动来制止乱摊乱派的一种抗争方式。它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抗争形式。维权农民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乱摊乱派的税费不仅抗拒缴纳，而且还会采取办法帮助那些不敢抗争的群众拒交。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乡（镇）村干部到农户家收取税费时，维权农民们会动员许多群众前往，并要求干部们讲清楚是如何收的，有什么文件依据，并指出那些税费不合中央或省市的某某文件精神，不应该收取，农户也不能交这种不合道理的税费。从某种意义上，阻收也是一种宣传行为。但这种宣传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宣传的时间和场景都是特定的，是在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进行的不准乱收费的宣传。因而，它是一种面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维权农民对自己行为的进一步宣示，而且直接将自己摆在了具体的干部的对立面。这种行为